本报记者 刘兵
7月28日，2026年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（CBA）选秀大会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。来自中国台北篮球协会的宋昕澔在第一顺位被广州龙狮队选中，来自太原理工大学的曹芷豪在第二顺位被江苏队选中，来自厦门大学的郑博文在第三顺位被宁波队选中。
与往年相比，今年的选秀大会显得比较“冷清”。本届选秀共有69名球员获得参选资格（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球员30人，体育类院校球员2人，海外大学球员2人，港澳台球员5人，个人自荐球员12人，其他18人），40个选秀顺位中仅有18人（其中11人为大学生球员）被选中，出现了22次弃权。这是CBA选秀自2019年以来弃权次数最多的一届。广东、辽宁、北京、上海等多家CBA豪门球队，全程未选任何球员，均放弃了选秀资格。
不过，与多支球队弃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男篮——这支上赛季常规赛0胜42负的球队，将自己的状元签交易给了广州龙狮队，换来了多个较低顺位的选秀权，最终4个签位全部使用，成为本届选秀收获最多的俱乐部。
一场原本承载着新人梦想的CBA选秀大会，为何变成了“弃权大会”呢？
据记者了解，此次CBA选秀弃权增多最直接的原因是可选之才比较稀缺。校园篮球、草根篮球与职业联赛的强度差距明显，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和民间赛事的对抗程度、战术复杂度远低于CBA，导致多数大学生球员在体能储备、防守意识等硬核指标上难以达标。
不少俱乐部认为，除了宋昕澔、曹芷豪、郑博文外，参加今年选秀大会的球员中，能够立刻为球队提供即战力的屈指可数。选秀名单中多数球员的战术素养、身体对抗、防守习惯与CBA职业要求存在明显的断层。当心仪球员被其他球队截走后，后顺位球队不愿“为选而选”。
其次，CBA选秀的“倒摘牌”制度让实力较强的球队选择意愿较低。据记者了解，CBA选秀大会自2015年设立起就沿用“倒摘牌”制度——前三顺位由抽签决定归属，剩余顺位严格按上赛季常规赛排名倒序排列，即联赛成绩越好选秀位次越靠后。这一制度的设计初衷是平衡球队的实力，让实力弱的球队拥有翻身的筹码。然而，对强队而言，20顺位往后基本只能寄希望于“捡漏”。在高顺位人才稀缺的情况下，靠后签位的性价比更低。
作为上赛季CBA总冠军，上海男篮在此次选秀大会的每一轮都是最后一个选人。这意味着当轮到他们选择时，那些好球员早已被其他球队挑走。辽宁、北京、青岛等强队同样选择弃权，也是基于这一现实考量下的理性选择。
再者，自身青训体系健全的俱乐部通过选秀大会选择球员的积极性不高，因为他们拥有“不用选”的底气。以上海男篮为例，他们已从U13到U21搭建完整梯队，后备人才储备丰富。从2020年拿下U19冠军、打破20年青年“冠军荒”开始，上海男篮的青年队每年步入一个新台阶——2022年摘得U19桂冠，2023年首获U15基地赛冠军暨U21青年锦标赛冠军，2024年收获U15、U17两冠，2025年直接包揽U15、U17、U19全国青年联赛三冠……上赛季上海男篮注册的19名国内球员中，25岁以下14人，其中13人出自俱乐部青训系统。
俱乐部自身梯队球员从小培养，既适配战术又熟悉体系，还具有更强可塑性。相比之下，选秀池里的大学生球员不仅年龄偏大，而且培养路径和成本都更加不确定。对于青训体系成熟的强队来说，年轻队员升一队的名额尚且竞争激烈，除非有特定人选，否则眼下基本不需要通过选秀大会来选人。
据统计，CBA选秀12年以来，累计共有210名球员被选中，其中大学生球员总数达到114人，大学生球员已成为职业球员的重要来源之一。不过，近年来逐渐遇冷的选秀大会和此次大规模的弃选，仍暴露出中国篮球人才培养体系的深层次矛盾。
比如目前从校园走出的球员，普遍被认为在对抗和战术理解上与职业联赛存在差距，从校园到职业联赛的通道并未真正打通，“选秀”与“青训”这两条赛道各行其是，尚未形成合力。另一方面，现行的CBA选秀规则、薪资规定及球员流动政策，并不完全适应当下的联赛发展，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。
看到本届选秀大会如此惨淡的场景，不少球迷纷纷发问：CBA还有必要举办选秀吗？
记者了解到，美国的校园篮球是其联赛各俱乐部球员最主要的来源渠道，而目前中国的校园篮球仅是职业俱乐部青训体系的补充。业内人士认为，要想让选秀大会不再冷清，参加CBA选秀的球员需要正视差距，在校园阶段就对标职业化标准进行训练，缩小与职业比赛的强度差距。
对于正处于低谷期的中国篮球而言，亟待完善校园篮球与职业联赛的衔接机制，打通从大学到职业联赛的上升通道，为更多有潜力的球员提供实现职业梦想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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